妇女受暴口述实录:在男人欢场中沉沦,我的世界只有男人和钱

            胡艳,女,26岁,高中学历,贵州凯里人,坐台小姐。   19岁那年,胡艳考上了大学,由于家境贫寒,她不得不辍学打工。起初,她遭人欺骗误入歧途而失身,后来,她为享受生活而出卖自己。没有尊严地活着,人生如同行尸走肉。   胡艳曾担心记者不会见她,因为她是个“肮脏下贱”的人。“世上没有贵贱之分的人,只有贵贱之分的人格。”记者回答。刹那间,胡艳说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自从入行以来,没有人把她当人看,她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:“我们不过是一些会行走的‘垃圾’而已。”那天下午,记者约她见面。胡艳说,她属于黑暗,白天见不得人。她把约会时间定在上周三晚9时。在她“工作”的柳州某夜总会,胡艳要了一小包间。她把灯光调得很暗,但依旧不难看出,她清秀的瓜子脸上抹了一层厚厚的粉底,白得毫无生气,两只眼睛涂着蓝眼圈,看上去仿佛被人打了两拳,显得又青又黑。   胡艳拉了拉身上粉色的吊带裙,声音有些沙哑:“这是那些男人喜欢的装束,我必须投其所好。”她的世界没有自己,只有男人和钞票。

  家贫梦灭   19岁那年夏末,胡艳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,跑到村里那条小溪前,呆呆地坐了半夜。   家里实在无力供她继续求学了。   父亲的氟骨病越来越严重,已经无法直立行走。哥哥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,把打工挣到的钱全数交出,供她和弟弟读书。他已经结婚成家,很快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   那天晚上,胡艳把大学录取通知书一点点撕碎,抛进溪水。看着一生的梦想付诸流水,她哭了。   几天后,胡艳背起行李,告别故乡,踏上了到广东打工之路。   她进了东莞一家工厂。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,包吃包住,月工资600元。   老板矮矮胖胖的,在他眼里,工人们就是奴隶。他们被关在不通风的厂房里,整日劳作。一天两餐,吃的像猪潲,青菜煮成黄菜,没有一点油星。晚上二三十人一间房,打地铺睡在地板上。   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,胡艳突然晕倒在厂房里。   次日,胡艳去上班时,被叫到办公室,老板给了她一个信封,里面装了两百元:“这里的工作不太适合你,你不用来了。”胡艳接过信封,木然地走上街头。连续一个多星期,她都没有找到工作。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,最后只剩下20多元了。

  那天,她看见一家发廊招工,便推门而入。   老板娘朝她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,还用手在她身上摸了摸,仿佛市场上买猪肉一般。然后提了一串问题,学历?年龄?婚姻?是不是处女?胡艳最后得到了那份工作。   上班第一天,老板娘拿出“工作服”——一件红色吊带裙给她。   胡艳扭捏半天才肯换上。   发廊100多平米,隔成了好多个包间。除理发师外,竟有十来个服务员小姐。她们的工作似乎很轻松,白天客人稀少,小姐们可以随便睡觉,聊天。   晚上9时过后,发廊才开始迎来一天的繁华。   “阿美——有客来了。阿香——动作快点!”老板娘尖细的嗓音在发廊此起彼伏。   客人一来,大都进了包间,随后关上门。   胡艳和另一个新来的小姐呆在厅堂,无所事事,看电视打发时间。   她心中隐约不安,觉得那些来客和小姐们都很诡秘。那一个个包间里,肯定隐藏某种不可告人的东西。   那晚,胡艳一宿不眠。

  歧路失身   一个星期过去了。那天晚上,胡艳坐在厅堂里,百无聊赖地对着镜子发呆。她那张脸太瘦了,嘴巴稍大了一点,五官中较为满意的是那双眼睛,眸子很黑很亮,仿佛两粒葡萄。   “哟——龙老板,今天怎么有空了?”老板娘一脸媚笑。   胡艳从镜子里看到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男人,腆着啤酒肚,横着走了进来。粗短的脖子上,挂着一条黄灿灿的金项链。   “龙老板看中谁了?我们这来了两位新人……”老板娘继续媚笑。   “哦。”龙老板的目光像探照灯,最后照到了胡艳身上。   老板娘把他拉到一角,用当地话交谈起来。胡艳听不懂,感觉他们在谈论自己,觉得心慌莫名。   “小妹,龙老板看中你了,你去包间替他洗洗头吧。”老板娘的声音变得很温柔。   胡艳起身,腿脚微微发抖。走进包房,里面很暗,其间设有一个简单的冲洗台,一张靠背椅子和一张小床。   胡艳刚进来,龙老板便扣上了门。   “直接帮我按摩,不用洗头了。”龙老板脱去外套,四脚朝天躺到床上。   胡艳伸出手,刚刚碰到龙老板的脸,便被对方抓住,拖到床上。   “不要这样,龙老板。”胡艳躲闪着。   “不要这样,那又怎样?你以为我真的来洗头的?”龙老板用力撕开她身上的吊带。   “不要!不要!”胡艳哭喊着挣扎起来。   “看来真的很新鲜!”龙老板饿狼一样扑上她……那天晚上,胡艳一直哭泣不止。同房的阿颜很生气:“哭什么哭!你以为这发廊真的是洗头的地方?幼稚!到处都一样!有本事你就别来这种地方找饭吃!”那天,胡艳的梦里充满了恐惧。她一会儿变成了兔子,一会变成了羊羔,身后追赶着一群虎豹。

  她感到自己被生生地撕开了身子,鲜血喷涌。   次日,她双眼红肿找到老板娘,准备辞工。   “哈哈!小妹,我正要找你呢。”老板娘见到她,笑得脸上的白粉直往下掉。   胡艳愤怒地看了她一眼,正想开口骂她,老板娘突然把她拉向包间,从口袋掏出一叠钞票,塞进她手里:“这2000元是龙老板的心意,收下吧。”“你为什么骗我?”胡艳两眼冒火。   “哟,小妹,话可不能这样说呀,不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么?你现在不做还来得及呀。”老娘板轻蔑地扫了她的一眼。   胡艳捏住那些钱,一时哑口无言。   后来,她从阿颜那儿得知,老板娘那次在她身上至少挣了3000元。

  沉迷欢场   胡艳如同一脚踩进了沼泽,再也爬不起来。   她觉得即使爬起来,也一身是泥,索性让自己变成了一摊烂泥。   胡艳慢慢入行,渐渐学会了在不同的男人面前撒娇发嗲,讨他们欢心。学会了喝酒抽烟,让自己看上去更像那么一回事。   在那家发廊,胡艳每月收入两三千元。跟同行相比,收入算低,但跟厂里工人相比,无疑高出了好几倍。   半年后,她和阿颜(名人故事)一起偷偷离开了那家发廊,到了东莞一家夜总会。   男男女女,灯红酒绿,夜总会汇聚成欲望的海。   不管外面气温怎样,小姐们躲在空调室里,永远是盛夏的打扮,背带裙、小背心、牛仔短裤、高跟凉鞋,裸露着大片大片的白肉。她们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,嘴唇打上鲜艳的口红,脸上冻结着冰凉的笑容。

  和所有的小姐一样,胡艳不再矜持,争着用肉体和尊严去换取钱。   和男人在一起,她什么也不想,只想着钞票像蝴蝶一样在身边漫天飞舞。   夜总会的收入比发廊高出许多。如果做得好,回头客多,奖励就越高。遇到大方的客人,一次得到的小费就有上千元。月收入少则一万,多则三四万。   一些男人把夜总会当作虚荣和欲望的舞台。   胡艳遇到过一个男人,50来岁,一副大老板派头。那人一到夜总会,就叫嚷要包下整个场子的小姐。   妈咪让他先拿出2万元来。他毫不含糊,从包里摸出两沓厚厚的百元大钞,扔垃圾似的扔给了妈咪。   那晚,20多个小姐围着那个男人,喝酒,唱歌。小姐们频频劝酒,有的用杯子,有的用嘴巴,男人高兴得直想发羊癫疯,很快醉成了一团烂泥。   众小姐一哄而散,趁机做别人的生意去了。胡艳觉得累,单独留了下来。守着那男人,一边看电视,一边喝茶。

  男人醒来时,只看见胡艳一个人,迷惑不解:“其他人呢?”“你醉了,她们回去睡觉了。”胡艳打着呵欠。   男人问她为什么不走,她淡淡地回答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不如陪陪他。男人猛地抱紧她:“够义气,咱不能亏待你。”随即从包里摸出一沓钞票塞给她。   过后,胡艳数了数,一共5000元。   胡艳给家里寄了不少钱,父亲治病,弟弟上学,都是用她的钱。她给自己买高档时装,买名牌化妆品,买上千元一双的皮鞋。   但她只能属于黑暗。每天清晨,太阳升起时,她就拉下厚厚的窗帘,开始睡觉。   堕落黑暗胡艳不断地更换场所,在酒吧、夜总会进进出出。   除阿颜外,她再无人交往。干她们这一行,很少有朋友,很少付出真情。   阿颜是四川人,16岁就入行了,已经做了8年。她率性,敢做敢为。胡艳很喜欢她,从发廊跑出来后,她们一直形影不离。   “你想过将来嫁人吗?”一天,胡艳问她。

           “我们这些人没有将来。”阿颜的内心很消极,家人知道她做了这一行后,不让她回去,觉得很丢人。   “如果,你面前有两个男人,一个有钱,但只想玩玩你。而另一个很穷,却对你真心实意。你会选择谁呢?”曾经有人问过胡艳这个问题,她不知如何作答。   “我宁愿跟一个有钱的男人去镜中花水中月,哪怕他是个坏男人。也决不会和一个没钱的男人去长相厮守,海枯石烂。”阿颜回答得很干脆。   胡艳觉得很迷茫。上中学时,她曾经憧憬过爱情,浪漫,美好。而今一切成梦,灰飞烟灭。   做小姐最怕得病,性病,艾滋病直接威胁她们的生存和生命。她们只能靠自我防范,可有些男人为一时之快,拒绝合作。看在钱的份上,她们只好赌一把。   阿颜赌输了。2003年早春时节,她开始持续低烧,咳嗽不止。到医院检查,HIV呈阳性。   阿颜不相信自己得了艾滋病,她歇斯底里,绝望之极。   胡艳一直战战兢兢地守着她。

  几天后的中午,她出去买东西,回来时,远远地看见110及120的车停在宿舍前,楼下围着一堆看热闹的人。   “阿颜——”胡艳头皮发麻,冲了过去。   果然是阿颜出事了!她从6楼跳下。耻辱、艾滋病、恐怖霎时消失了,阿颜化成了一股轻烟,消失滚滚红尘。   阿颜的遭遇,给了胡艳沉重一击,她仿佛看到自己的明天。   她决定金盆洗手,淡出欢场。几天后,她收拾行装,离开了东莞。她去过深圳、广州、海南等地,希望找一份工作,过正常人的日子,结果很失败。   去年5月,她辗转来到柳州。   曾到餐馆打过工,每天做工十几个小时,月收入不足500元。   她生活不下去,终于忍不住重操旧业。   胡艳又回到了黑暗中。   命运由两种因素决定:环境和性格。环境决定了一个人命运的大方向,而性格则将其命运的悲喜引向更深层次。软弱的人会将悲剧演绎得更加悲哀,坚强的人则可能改写命运。对于胡艳,我们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。她的遭遇既是她本人的悲哀,更让我们发出净化社会环境的呼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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